当代中国正位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这就需要在制度上破题发力，用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驾护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创性地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 这个制度建设的根本问题，开辟了中国前进的制度航道。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纵贯线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无疑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新进程。这个新进程是推动制度走向成熟定型的新进程，是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制度效能的新进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40多年来，我们拓荒前行，在摸索中前进，在试错中调整，我们走得不容易，但历史从来没有辜负信仰坚定的探路者。今天的成就足以说明，我们的探索是正确的、我们的政策是对头的、我们的治理是有效的。如果说，40多年前的中国开启了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式改革，那么，40多年后的中国则走到了质变的关口，来到了定型的前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时代的发展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量变中蕴含和孕育着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开启新的量变。”推动制度走向成熟定型，是改革开放迈向新阶段的基本表现。我们既需要用成熟定型的制度巩固改革的既有成果，更需要用成熟定型的制度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纵深。

全面深化改革是改革开放事业的接续发展，它一经展开就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根本在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沿着这个“主轴”，我们第一次系统勘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第一次对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问题作出了全面部署，第一次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总体目标，进一步回答了“改什么、怎么改”“深化什么、如何深化”的问题，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进程。

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这个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得以极大夯实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内涵得以极大丰富的新境界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长期探索并不断发展的过程。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续写新篇，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需求更加凸显。这是因为，我们探索出来的道路、创新出来的理论体系、培育出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需要在制度中得以巩固提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前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半程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从历史经验来看，“后半程”的制度建设至关重要。能否在制度上把社会主义政权稳定下来、把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势巩固下来、把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短板补充上去，始终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难题。170多年来，社会主义尽管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历程，但终究未能在国家治理上形成普遍的历史经验。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扛起了振兴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旗，成为引领世界社会主义从遭受挫折到走向复兴的中流砥柱。这个“中流砥柱”根本是要证明：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制度并不全是制度本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制度建构的逻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逻辑应该是相通一致的。推动制度走向成熟定型，就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守得更牢，就是把中华民族厚重的制度文明和治理传统延续得更远，就是把既有的制度优势巩固得更稳，就是把治理效能激发得更大，就是把制度自信培植得更深，归根到底就是要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守正创新、行稳致远的制度根基。制度上的突破意味着整体性前进，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新境界的基本依据。

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篇章。这个新篇章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从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向领导治理的伟大跨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由此开启了一个历史性跨越。前有中国历史上《甲申三百年祭》的启示和“历史周期率”的轮回，后有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曾经强大的苏共突然垮台、苏联轰然倒塌的镜鉴。这无不说明一个道理：建立新社会不易，治理新社会更难。早在1949年初毛泽东就曾指出：“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之所以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本在于这个“历史性跨越”的难度——不仅要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建构起国家制度，更要把党的领导深深嵌入到这个国家制度之内。如果说前者代表着制度的奠基，那么后者才意味着制度的成熟。为此，中国共产党足足探索了7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建设上冲锋发力，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实现最终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迄今为止最为扎实的理论、实践与制度条件。在新时代谋治理，根本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理论主张与政策安排制度化。把思想转化为制度，用制度保障道路，沿道路通向目标，民族复兴的光辉未来则更加可期。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从13个方面推进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建设，这13个方面完整地涵盖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在如何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上，《决定》的颁布与实施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关键在于把思想主张转化为了制度设计。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筑起了“地基”建起了“房子”，更是在新时代开始了国家制度的“内部施工”。这其中，最为精细的环节就是在国家制度体系中架好党的领导制度这个“顶梁柱”，发挥其在13个显著优势中的“总牵引”作用。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设计的“制度施工图”，我们把党作为最高政治力量的制度安排确定下来了，把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制度安排确定下来了，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安排确定下来了，把制度执行与监督作为制度生命力的安排确定下来了。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即将破解把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嵌入国家制度这个历史性难题，由此翻开了治国理政的历史新篇章。

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从而助力民族复兴的新阶段

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本质上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以现代化支撑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一条历史主脉。邓小平曾经讲到：“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我们要追赶的时代，本质上是一个现代化时代。近代以来，我们在反思西强中弱时提出了种种救国方案，“中体西用”“西化”“欧化”“中西互补”等无不表达了强烈的现代化意识。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得以在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权体系中谋划现代化的蓝图。中国共产党对未来的规划几乎都是以实现现代化为线索的，从毛泽东时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再到把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定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根本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这条新路把中华民族推到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高位，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还必将产生更具世界性的深远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的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将更加充分地展示出其历史意义。”纵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主脉。

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前所未有地受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在这种“进局”与“变局”叠加的大势中，“中国之治”被赋予独特的历史使命。首先，应对风险挑战需要发挥制度威力。任何系统性风险的爆发都有可能中断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这是中华民族难以承受的历史之痛。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越是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一套健全管用的制度是应对风险挑战的“稳定器”，能够发挥事业托底的重要功能，我们要善于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其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加重制度建设的分量。制度建设既是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也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手段。作为目标，制度从来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视为“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制度成果固定下来，推动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全面现代化提供更加强大的制度保障。再次，赢得比较优势需要发挥治理效能。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应该说，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和发展好我们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为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

（作者：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