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的耻辱，然而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却没能得到渴盼已久的和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决意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
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不可避免。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斗智斗勇；在远离战火的大后方，同样有一条看不见硝烟的战线，进行着关系中国命运的较量。
（一）
早在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就提出召开党派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之后，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再次提议先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召开国事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事宜。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对，直至抗战结束，政治协商会议一直未能召开。重庆谈判和签订的“双十协定”中确定，于1945年11月2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各项问题”，但再度被国民党挑起的国共双方的军事摩擦所搁置。直至马歇尔来华调处，促成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1946年的1月10日，在全国民众的殷殷期盼中拉开序幕。
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共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8名、中国共产党代表7名、中国民主同盟代表9名、无党派代表9名、中国青年党代表5名。由于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这些基本问题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中国共产党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求同存异的胸怀，争取民盟和无党派代表的同情和支持。会前，周恩来代表中共向各派代表建议：（1）要相互承认，不要互相敌视；（2）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3）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4）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这些建议对政协会议的召开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会议围绕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等进行讨论。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无党派代表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一份政协协议，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担任。改组后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此外，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规定，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以政治军”的办法，决定由军事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商定办法对中共军队进行整编，国民党军队按照国民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
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协议虽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它实质上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的否定，因而在当时条件下，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实行民主政治、和平建国愿望，受到全体民众的欢迎。协商会议的达成和通过，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同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政治胜利。
（二）
国民党顽固派难以接受任何真正的民主改革。为达到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目的，顽固派无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冒天下之大不韪，竭力破坏政协会议的成果，乃至接连多次用暴力打杀异议人士，制造了一连串血案。
较场口事件。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有计划、有预谋地破坏陪都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的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打伤大会主席团成员、民主人士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郭沫若、马寅初等60余人。国民党官方喉舌——中央社，在发表的消息中隐瞒真相，颠倒黑白，更加激起了各界人士和全国民众的公愤。
下关惨案。1946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50多个单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施政协会议决议。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的近10万群众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欢送由大会推举的代表马叙伦、雷洁琼等赴南京请愿。马叙伦等一行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围殴，造成12人受伤。
李、闻惨案。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在昆明举行招待会，和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7月11日晚，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将民盟领袖、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暗杀在回家路上。李被害后，著名诗人、大学教授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出席于7月15日下午召开的李公朴追悼会并发表讲话。当日下午5时，他在归家途中，又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
1946年7月初，国民党政府更是不顾中共和民主同盟等党派的坚决反对，无视政协决议，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于7月7日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罗隆基在7月5日跟进抗议；10月14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指出，民盟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11月10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党派的重庆分会和重庆的21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呼吁全民起来制止国民党当局这种分裂行动。11月15日，国民党一意孤行在南京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并通过伪宪法，遭到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唾弃，被彻底孤立。
国民党顽固派不仅破坏政协协议，而且拒不执行1946年1月马歇尔调停达成的停战协议。蒋介石秘密下令国民党军进入东北，造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先后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和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同时，指挥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从停战令生效到6月，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大小进攻竟达到4365次，所用兵力累计270万人次，侵占解放区城市40座，村镇2577处。
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不懈斗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先后在重庆和南京同国民党谈判。3月18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的行径指出：“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三）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党顽固派而言，仅仅是欺骗中外人民的烟幕，并不能真正打消其独裁内战的计划。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捍卫政协协议的同时，并没有放松警惕，采取一系列自卫措施，为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内战做积极的准备。
1946年6月，自以为万事俱备的蒋介石终于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向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正如当时的民主人士梁漱溟所感叹的：“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6月26日，蒋介石以25个旅，约21万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自此，长达三年半的内战全面开始了。
出击陇海路战役前，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在检阅部队
7月到10月，蒋介石先后以58个旅，约46万兵力进攻华东解放区；以28个旅，约24万兵力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以18个旅，约16万兵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以20个旅，约9万兵力进攻晋绥解放区；以16个旅，约16万兵力进攻东北解放区；以19个旅，约15万兵力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以9个旅，约7万兵力进攻广东游击区和海南岛游击区。
凭借绝对优势的兵力和装备，蒋介石狂妄地宣称“5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
然而，拥有解放区和国统区广大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从容不迫。7月，共产党将军队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倾覆黑暗的旧社会，换来光明的新世界。
8月6日，在离烽火狼烟不远的延安杨家岭，美国进步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又一次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斯特朗曾在1925年首次访问中国，报道并支持中国的省港大罢工，此后她多次往返中美，向美国乃至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活动。就是在杨家岭的这次访谈中，毛泽东发表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和中国战局的惊世宏论。他豪气冲天地向全世界宣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还就中国的全面内战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据说，因为英语的习惯用法中没有“纸老虎”这个组合词，当时的翻译余光生在翻译时用了英语中类似的习惯用语“稻草人（Scarecrow）”来代替。毛泽东得知后说：“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是用来吓唬孩子的，样子看起来可怕，实际上一见水就软，一见风就破。”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解释，斯特朗不禁笑了起来。毛泽东看着斯特朗把他的话记上后，笑着说：“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是纸老虎。”就这样，Paper-Tiger这个组合词，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世界范围广泛流传。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它既是对美蒋反动派的宣战书，又是对全国人民的极大鼓舞，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敌人的勇气和决心。
那么，当时蒋介石这只“纸老虎”到底有多可怕呢？国民党拥有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及后方军事机关学校在内的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人，而且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而且陆军装备也很差。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占全国人口的28%，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此外，国民党还接收了日本侵华投降军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尤其是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46年7月以前，美国为国民党训练部队及军事人员15万人，装备国民党军45个师；美国用军舰、飞机将国民党军队14个军、41个师和8个交通警察总队，计54万余人，送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美国还派出9万海军陆战队占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重要城市。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支持。由上述对比可见，国民党在各方面占有极大优势，这就难怪当时国际国内对共产党是否能赢得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在敌我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敢不敢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战胜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回答的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客观而全面地估计了整个形势，以坚强决心和大无畏精神，充满自信地向世界宣布：“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
从7月至10月，毛泽东连续写下《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等指示，向全党全军指明了战胜敌人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原则的重要性。蒋介石的全线出击战术无法在野战中消灭或削弱像泥鳅一样灵活的共产党的有生力量；相反，由于防点守线，失去了机动性，很快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窘境，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到1946年11月，国民党军的战线已延长到约1万公里，用于守备的部队已接近其进攻总兵力的一半。据解放军总部的统计，国民党军在其进攻高峰的1946年10月，用于攻击的兵力约占投入内战总兵力的56%，而到11月份，降至46%。在机动兵力上，国民党军队迅速丧失优势。
11月18日，中共中央就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准备进攻延安致电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在电报中，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人民解放战争”取代了此前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的提法，并号召“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11月2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用“打倒蒋介石”来最后解决国内问题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使人民解放军由自卫战争转变为全国解放战争。
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在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进行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歼敌14万；在晋冀鲁豫战场，经过鄄城战役、滑县战役、巨金鱼战役和豫皖边战役，歼敌6万。在晋察冀战场，易满战役和保南战役，歼敌1.6万；在东北战场，新开岭战役等战役，歼敌5.8万人。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四）
为充分发动群众，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始了彻底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进程。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标志着土地政策的根本改变，即由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五四指示》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各地党委必须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土地改革，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的土地。《五四指示》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或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应当有所区别，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保护工商业，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用来反对工商业资本阶级；对开明绅士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
《五四指示》发布后，各个解放区普遍开展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47年2月，约占2/3的解放区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据统计，各地获得土地的农民，晋冀鲁豫解放区有10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3；东北解放区15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晋绥解放区有1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苏皖解放区有1500万人。
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保卫解放区、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到1946年10月，全解放区有30万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有300万至400万农民参加民兵或游击队。比如，晋冀鲁豫解放区获得土地的1000万农民中，有200万参加了民兵，另有10万青壮年加入主力部队参加战斗。事实证明，从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之日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丧钟已经敲响。
（五）
与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同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各界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但这是最重要的战线，因为民心相背历来是任何一场胜负之争的决定因素。
一方面，为了在内战期间从美国获得更多的援助，国民党政府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使国统区进一步殖民地化。从1946年11月起，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美国攫取了从陆地到海上、从空中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美军在中国横行胡为，包括军车肆意伤人；官兵殴打杀伤无辜百姓，侮辱强奸妇女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青岛、天津等地，美军暴行计有3800起，上海平均每天有一人死于美军之手。美军累累罪行激起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公愤，广大人民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为支撑内战，对国统区人民实行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为弥补赤字，国民党政府采用滥印钞票的不负责之举，引发物价的飞涨和货币的急剧贬值，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也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造成大批城市人口失业，广大农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统区的社会危机全面爆发。
国民党政府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从1946年到1947年5月，在国统区形成了学生运动、工农运动和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中国共产党利用有利时机，适时地取得了这条不见硝烟的战线的领导权。
1946年12月，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城市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规定其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工作干部。”与此同时，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大城市去开展职工、学生、青年及妇女运动，并进行统战工作。要求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注意把反美与反蒋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高涨。1946年12月24日晚，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严重事件。12月26日，北平三家报纸报道了事实真相。国民党当局不仅不保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尊严，反而通过中央社为美军辩解，说什么“酒后失检，各国在所难免”。美军的暴行和国民党当局的丑态顿时激起了国人的巨大愤怒，12月30日，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5000多学生联合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
31日，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各大城市群众响应和支持北平学生运动，努力在运动中“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化中国之途展开”，为运动指明了方向。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坚持“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把斗争引向深入。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或示威游行，达50万人，其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壮观，影响之广远，远远超过了“一二·九”运动。这次抗暴斗争得到全国各界民众的大力支持，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党派、团体纷纷起来声援学生的爱国斗争。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国统区人民打响的反美反蒋第一炮，并很快形成包围蒋介石政府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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