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波涛汹涌的一年。走进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中央根据地红一方面军节节胜利的反“围剿”战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共中央。当然，这一年最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还是九一八事变。
（一）
在红一方面军胜利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不久，1931初，蒋介石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20万军队，准备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3月28日，国民党南昌行营下达总攻击令，限各部4月1日开始分路向苏区攻击前进。红一方面军仍然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自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红军从富田开始，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顺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眼看着第二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不肯善罢甘休，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6月间自任“围剿”军总司令，7月1日，蒋介石、何应钦坐镇南昌，指挥23师又3个旅共3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起第三次“围剿”。蒋介石聘请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以嫡系部队5个师为主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兵两路展开钳形攻势，向赣南、闽西的红军根据地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赣江东岸。1931年9月2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国民党军，在根据地军民连续打击下，全线撤退。红一方面军乘机对退却之敌实施追击和截击，进一步扩大战果。1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江西兴国县方石岭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九师炮兵团和一个步兵营，俘敌5000余人，缴各种枪4500余支，子弹120余万发。至此，红一方面军历经三个月作战，六战六捷，共歼敌17个团3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又一次粉碎了由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此次“围剿”被粉碎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红一方面军连续3次反“围剿”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队造成重大打击。由于受到红军反“围剿”胜利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于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是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第二十六路军这样有较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在战场上起义，投向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
这时，其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胜利，在鄂豫皖，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红军先后打破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1931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这是继红一方面军之后组建的另一支具有战役作战能力的重要部队。在湘鄂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大约与此同时及稍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经过艰苦斗争，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后经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展为陕甘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南方有革命根据地，北方也有了革命根据地。这对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中国工农红军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数倍甚至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是由于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踊跃参军，从多方面支持革命战争。没有广大贫苦农民的全力支持，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些胜利同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者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是分不开的。红军作战的原则主要是：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打速决战、歼灭战；不失时机地实行进攻，扩大战果。在这个过程中，实行正规军、游击队和赤卫队相结合，使主力红军的战争与人民的游击战争互为左右手。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的装备去战胜强大的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这些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才逐步形成的，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二）
九一八事变不是偶然事件，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计划蓄谋已久。早在1931年的3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学校讲话，就鼓吹占领满蒙（中国东北）对于决定“日本国命运”的重大意义。他认为：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日本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并且，将来开发的余地很大，可以说，满洲的价值在于将来……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
1931年9月18日傍晚，奉天（现沈阳）通往长春方向的铁路上（即当时由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以巡视铁路为名，来到距沈阳北大营700米的柳条湖，将多包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上。10时20分，日兵将炸药引爆。东侧道轨接头处约有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损毁。还在沈阳北大营南柳条湖附近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随着一声爆炸，硝烟腾起，平时不起眼的柳条湖，顿时变幻成一个巨大的阴影，把整个沈阳笼罩。爆炸同时，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4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爆炸后，驻扎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称为“满洲事变”，后来又称九一八事变。
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日本军队从日本控制区出发，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进攻，完全占领了整座城市。日军沿铁路进攻，实际占领了南满铁路长达693英里地带的所有中国城市。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为了集中力量“围剿”红军，蒋介石在1931年7月间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它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停上。但是，英法操纵下的国联并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有力的制裁措施。日本对国联作出的限期撤兵决议拒绝接受，国联也束手无策。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让日军迅速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24小时内，日本已实际控制所有南满地区，军舰也满载军队在山东半岛的青岛登陆。次日，日军侵占沈阳，4个月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当时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这首歌唱的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被迫离开家乡，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三）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民众坚决要求反抗日本侵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让东北三省迅速沦陷的做法也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
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南京、天津、北平、汉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以请愿、募捐、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4年多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9月28日，上海、南京的学生前往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痛打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11月底，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交由国际共管，学生闻讯后更加愤怒。
12月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武力阻拦。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上层分子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上海等地的民族工商业者开展抵制日货活动，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海外侨团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一致抗日，表示誓为后盾。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全国人民对坚持在白山黑水的义勇军抗日斗争给以热烈声援。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的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先后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的力量，组织建立抗日游击队，并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四）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先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王明以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组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不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又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是同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分不开的。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虽然几次受到批评，但始终未能在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当王明等人脱离实际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对他们的错误主张失去清醒认识和抵制能力。这种状况，反映了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的一些特点。
王明等人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但他们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王明认为“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左”，倒是“右倾”，是“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要求继续打击中间营垒，强调推行“进攻路线”。整个来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比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更坚决，形态上也更完备，并且更有“理论”色彩，因而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系列非常的情况。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党的重要干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出党。接着顾顺章叛变、向忠发叛变，同年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即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卢福坦三人担任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10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12月上旬，周恩来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总的来说，1931年是一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年份，一方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东三省人民流离失所。另一方面，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的消极不抵抗政策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勇敢地站出来，带领人民群众掀起了长达14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一步步带领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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