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置于由工业化、城市化而引发的“去农业化”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作为乡村剧烈变迁的直接后果，村落社会的“乡村性”发生了大量的流失，表现为劳动力外流、环境恶化、组织松散、文化传统丢失等。通过对浙西M村的实地调查，我们发现村落转型实质上也是村落乡村性被重新发现和激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M村通过村落文化传统的发现，生态环境的涵养，政府主导下的村落再组织化，以及基于市场而生发出的“新乡村性”，努力促进文化、生态、政策、市场之间亲和性互动，形成“多重推力”，使衰败的村落涅槃重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内发性发展”。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快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为背景，中国乡村的发展业已步入了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之下，村落在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着农业衰退、人口外流、传统丢失、环境恶化、组织失灵等挑战，村落的转型与再生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学界此前的研究中，有的学者根据其对村落类型化的理解和判断，对村落转型展开了多面相的剖析，并提出“乡村性”和“新乡村性”等概念，认为村落的转型再生不是一个简单的“去乡村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在新的历史场景和社会条件下重新发现乡村传统，重写乡村性的复杂的变动过程。本文拟以浙西M村为中心，对村落转型的动力机制与可能路径，以及乡村性的发现和重写等问题展开初步的研究探讨。
一、去农业化背景下转型村落“乡村性”的流失
（一）作为村落转型背景的去农业化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去农业化”最早是西方学术界在研究乡村转型过程中提出的概念。Bryceson D.F.在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去农业化”和“农村就业”问题时对此概念作出了分析，他认为“去农业化”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内涵有三：一是在生计方面经济活动的重新定位；二是工作和职业活动的再调整；三是居住空间和住宅的重新布局。国内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也提出，所谓乡村的去农业化是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发生的，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一般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农业的“去中心化”；另一类就是农业的后生产性功能逐步凸显的“后农业式”发展模式。结合国内外学者上述的研究界定，我们认为此“去农业化”概念的核心含义在于：一方面农业与村落社区的逐渐分离，呈现出“去耦化”特征。村落社区传统的农业生产功能发生变迁，具体表现为农业生产功能的减弱或彻底消失，也可以是传统的生产性农业向观光旅游农业、休闲农业等后生产主义农业的转变。另一方面，去农业化还表现为生计方式、生活方式、居住空间、村民关系等多个方面的非农化变革。
而在本文中我们之所以将去农业化作为考察中国当下乡村转型的直接背景，首先是因为传统村落的去农业化过程往往与其走向衰败的历程相伴随。在农业去中心化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量外流，村落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断减少，与此同时，以小农户为基础的传统村落社会结构也开始松动，村落的流动性与异质性快速增长，以至于村落社会中呈现出过疏化和社会原子化的现象，村落的公共性也面临危机。其次，去农业化还意味着村落的转型需要改变传统乡土社会旧有的发展逻辑，重新赋能，即在农业从村落剥离的过程中，发展出新的替代性产业，才能使村落作为一个生命体获得新的生机，而避免走向终结的命运。再次，在村落转型的过程中还需要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层面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结形式和团结方式，构建村落的新公共性。因此，将去农业化作为研究村落转型的重要逻辑起点具有较为充分的合理性。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去农业化并不是仅指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的农业产业的弱化，而是指农业生产活动与村落社会的“脱嵌”趋势，其具体形式也是多样的，可以是传统的粮食生产向绿色农业、休闲农业的发展，也可能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导致耕地减少进而引发的去农业化过程。
（二）村落转型过程中“乡村性”的流失
在调研村落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浙西的M村。该村由原来的外陈村与寺坞村合并而成，历史悠久，据推测，仅外陈村作为村庄的历史就能够追溯到宋元时期。村中主要以吴、龚、傅、苏等姓为主，共有358户，912人。村庄位于庙源溪流域上游，群山环绕、竹木葱茏，自然风光十分优美。步入新世纪以来，M村逐渐开始呈现出转型的态势，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作用，也有村落内部资源匮乏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其走向衰败的过程与其乡村性丧失的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主要表现为：
1.由作为农民传统生计的农业衰退而引发的人口外流
M村位于偏远山区，属于典型的山村，与农业种植相关的耕地等自然条件较为匮乏，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农业生产活动大幅减少，而且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处于边缘化地位。M村拥有10000余亩山林，其中毛竹林有6000亩，因此村民长期以来“以竹为生”。但进入新世纪，随着毛竹价格的降低，原先“以竹为生”的生产模式难以为继。“2002年以前呢，村民主要是靠毛竹，以毛竹为生，那时候我们这儿的毛竹四十来块一百斤，那个时候的人工费不高，一天也就四五十块钱。现在毛竹是二十四块左右一百斤，人工都要一二百块钱一天了。你在家里面生存不下去了嘛，你待在家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肯定要出去打工。”随着大量的青壮年出外打工，M村的人口外流的趋势不断增强，截止到2018年，外出务工人数达到在籍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大部分的青壮年劳动力都离开了村庄出外打工。村庄内也出现了留守现象，引发出老龄化、空心化等问题。同时，随着大量能人的外出，使得村两委班子也面临严重的弱化问题。
2.环境生态因素的影响
笔者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促使村民出外打工还有环境因素的影响。“2002年的8月15号，这个时间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这里发生了一次很大的洪水，当时就下了一个多小时的大雨。这个山翻过去的那边那个村就死了十六七个人，其他几个村也都多多少少地受到了影响，那之后呢，我们这几个村很多人都出去打工，搬出去了，山里面没法住了嘛！”可见，由洪涝灾害引发的地质灾害对M村村民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一些村民更加坚定了要走出山村的想法。
M村早期的衰败趋势还表现在环境污染方面，现在植被茂密、水源清澈的村庄在2013年以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脏乱差村庄。由于人均收入不高，村民将养猪作为重要副业，村内最大的养猪场甚至达到了存栏数千头的规模。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道当中，污染了河流水质，影响下游居民使用，每到夏天蚊虫滋生，河流臭气熏天。村民们提起当时的情形记忆也都极为深刻。“以前我们村可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光我们外陈这边就有十几二十户养猪的嘞，现在下面那个春糕馆那片地就是个养猪场租的。猪粪流得哪里都是，一到夏天不光臭还招很多苍蝇。13、14年的时候村里就不让养了，环境就慢慢好起来了啊，你看我们现在多好，我们现在都是景区了啊，很多城里人都过来玩儿。”恶劣的生态环境不仅影响居民生活，也严重制约了农家乐、民宿的发展。
3.乡村文化传统的丢失
在M村形成的初期，便逐渐建构起以梧桐祖殿立春祭为主题的传统的乡土仪式和信仰系统，支撑着村民的精神信仰及价值依托。根据学者鲁可荣研究，早在清代初期，M村所在的衢州府便有立春祭的传统，而本村的梧桐祖殿约建于明末清初，绵延不绝。但伴随着20世纪中叶后复杂的社会变迁，这些仪式逐渐丢失和中断。通过“破四旧、立四新”，禁止迷信活动等，M村立春祭祀活动被迫中止。祭祀执事中断，梧桐祖殿功能发生蜕变。而在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人们在努力解决物质匮乏问题的过程中也并未迅速意识到村落文化传统重建的重要性，从而导致村落文化传统的严重缺失。
二、村落转型中的“多重推力”及其对乡村性的重写
如前所述，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乡村第一产业的衰败似乎已不可避免。因为对于人多地少的M村而言，从土地中赚取收入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瓶颈，而通过养殖业致富又有毁掉乡村生态环境的危险。在这一意义上，M村必须基于自身的传统优势实现转型与再生。在此过程中M村实际上是通过村落文化传统的发现，生态环境的涵养，政府主导下的村落再组织化，努力通过促进“文化、生态、政策、市场”之间亲和性互动的形式，形成“多重推力”来加以实现的。
（一）村落文化传统的发现及其与生态优势的结合
作为前工业社会最为典型的人类文明延续性存在，那些看似普通的村落中往往蕴藏着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借用文化资本理论展开分析，我们可以断言，这些标识着人类农业文明发展行程的文化遗产往往带有延续性、累积性、唯一性及转换性等特点，在村落转型和再生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浙西M村，我们寻找到一个由乡村文化传统发现而引发的村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了文化、生态、政策、市场等多重要素的互动，推动村落转型再生的经典案例。
1.M村文化传统的发现
众所周知，对于一个农业民族来说，“立春”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但人们或许不会相信，今天仍矗立在M村的梧桐祖殿和依时进行的立春祭竟然是中国大陆范围内立春祭祀活动仅存的硕果。在今天，每当人们提起M村往往都会跟上一句“就是九华立春祭的那个村”。可见，立春祭和梧桐祖殿已成为M村响当当的文化名片。而在此之前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身处大山竹林之中的古老村落能够成为世界非遗的传承地。2001年浙江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汪筱联在参加地方旅游资源普查避雨时偶入已作为碾米厂的梧桐祖殿，使得尘封已久的M村立春祭得以被重新发现。从表面上看，事件的过程具有偶然性和传奇性，但如果将其置于新世纪初年以来中国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总体行程中来加以审视，作为M村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及光大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梧桐祖殿和立春祭被重新发现之后，当地政府和文化界人士就开始为立春祭的申遗之路多方奔走。从2005年开始，中断多年的立春祭活动得以恢复。2006年，梧桐祖殿祭春被确立为柯城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后又被列为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6年11月30日，以九华立春祭等为代表的中国“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Q市首个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非遗的申请成功既是对M村传统文化保护的充分肯定，也是对立春祭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新发现。随着仪式的举办与媒体的宣传报道，立春祭的名气越来越大，媒体的关注程度也随之提高。2019年2月4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2019年传奇中国节·春节》栏目以《浙江衢州立春祭：祈福迎春 传承文化》为题播出了M村当年举行的立春祭活动。所有这些都使立春祭真正成为M村的文化旅游品牌，使M村成为当地政府重点打造的“招牌村落”。
2.村庄集体记忆的重建
作为Q市重点打造的传统村落，独具特色的M村瞬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学界研究的对象，以M村为主题展开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文化和集体记忆重构等话题。有学者以M村毛竹产业的发展历程为视角，探讨了毛竹手工业对处于发展转型中村落传统记忆的承载功能。认为“长期以来Ｍ村村民依托山区特色资源‘靠山吃山’得以繁衍生息，从而形成了与村民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以竹为生’的传统手工艺，并生发孕育出厚重的乡村集体记忆，承载着丰富的乡村综合多元性价值，强化了村落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以及乡村文化传承”。也有学者从M村立春祭的发展变迁入手，分析了民俗活动集体记忆在M村为何出现失忆，在新时期出现集体记忆重构的原因。认为乡村集体记忆的重构不仅依赖于口头传说、标志性建筑等物质或非物质形式的记忆载体，还有赖于村民、文化经营、政府等多方主体的广泛参与。
透过学界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竹制品手工艺的传承发展，还是立春祭仪式的重新发现，M村的传统仪式虽然发生了中断，但是在村民的集体记忆中，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早已融入到其血脉之中。据M村的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回忆：“我小时候还有老佛，那时候经常在梧桐殿里跑，……我们这里不光那一个庙，现在山上还有一座庙，以前更多，从我们这里到上面的坞口村，就有好几个庙……后来都捣毁了，老佛就是当时给烧了，前几年现在书记的弟弟又做了一个……恢复起来肯定好啊，本来都是我们村的。”祭春仪式与梧桐祖殿的发现让那些尘封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醒，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在梧桐祖殿获得重新发现以来，村民如此积极踊跃地参与到重建事务当中的原因。在这一意义上，梧桐祖殿中手持圆规与种子神采奕奕的句芒神像也并不崭新，那只是能工巧匠将老年村民记忆当中的神像再现人间。在M村，集体记忆是在十年浩劫中中断的传统文化与祭祀仪式得以重获生机并发扬光大的真正土壤，传统文化也同时给予了集体记忆以崭新内容和当代价值。
3.文化传统与自然生态优势的有机结合
如果说梧桐祖殿、立春祭的发现，找回了村落丢失已久的传统，那么，将这一传统镶嵌到万亩竹林的山野中，则会使村落文化传统与生态环境优势形成一种相互支撑和有机结合的格局。如前所述，2013年前的M村曾深受环境污染之苦。作为发展主义语境下的边缘落后地区，乡村社会被忽视且深受其害最为主要的表现便是对于乡村环境的破坏。追逐片面发展的结果是农村地区水污染、空气污染问题严重。在M村的发展历程中上述问题非常突出。恶劣的生态环境不仅影响居民生活也严重制约了农家乐、民宿的发展。而问题的转机出现在2013年，当年11月，浙江省提出“五水共治”战略，将“排涝水、治污水、保供水、防洪水、抓节水”作为重点项目来抓，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整治水环境。以此为契机，M村的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出现转机，全村范围内禁止养猪，基本上解决了养殖业带来的水污染、空气污染问题，也找回了以村落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为载体的乡村性。
（二）政策助力下村落组织力的重建
从表面上看，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似乎具有涣散性，但如果深入其植根于宗法家族和熟人社会基础之上的内部结构，则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上的组织性和秩序性。而通过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集体化，这种组织性又具有了新的更为现实的社会基础。但在乡村去农业化的背景下，人口大量外流，旧有的乡土关系开始走向疏离化，导致村落组织亦呈现出涣散的态势。M村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在梧桐祖殿被重新发现后，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上级政府对M村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M村的治理能力得以强化。村级党组织、党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为M村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将村落组织力的重建作为乡村性构建的核心标志之一。
1.村党员数量多，力量强
从M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员数量多，中青年党员比例大，M村总人口不到1000人，而党员数量就达到50人之多，这在一般农村地区比较罕见。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上级党组织的重视，使该村每年的入党名额都比其他村多，因此，其党员数量和年龄结构都要优于大多数村庄。党员数量的增多，使得Q市开展的党员联户做法在M村落实得比较彻底。由于党员占比高，几乎每一个同姓家族中都能找到党员，M村的党员联户建立起党组织与村民群众的紧密联系，这对于党的政策宣传、决策执行、意见反馈都具有重要意义。如M村的一位党员说道：“我们党员联户主要还是联我们自己人嘛，亲戚啊邻居啊……还有就是村里面要是有什么政策宣传，村里面两委去沟通不好的，你像家里年纪大的，思想上要是有什么跟不上的，肯定是要家里面熟悉的人去沟通会好得多。”党员联户的做法为M村在重大事件中的动员能力提供了保障。
2.乡村带头人的发现和培养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一般将农村治理精英分为“嵌入型精英”与“内生型精英”，其中内生型精英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长老型乡村治理精英、任命型乡村治理精英和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等。在M村的治理实践中，村庄精英主要表现为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和任命型乡村治理精英的组合。M村现任的村委书记GYL是土生土长的本村村民，据他自己回忆，“我以前是在广播站上班，2008年以前我就拿到了每个月3000多块的工资，当时还是蛮高的。……其实我回到村里面主要也是想为村里做点事情嘛，因为我在外面上班，知道的信息肯定是要比村民多一些的。当时也就是因为这个想法08年的时候回来竞选书记的。”此外，GYL还是村里面较早的一批农家乐经营者，早在2005年，他便开始经营农家乐生意。回村工作不久，GYL就开始着手扩大自己的农家乐和民宿生意，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见闻使GYL意识到M村农家乐的发展必须走高端化和差异化的经营道路，因而在乡政府的支持鼓励下他开办了一家兼具农家乐功能的高端民宿，生意十分红火，这也激发起其他村民经营民宿的热情。这样一位有想法、有能力，想要为村民做点事情的致富带头人，自然成为村庄事务与乡村治理中的主心骨。与GYL的情况相似，在村委当中还有几位村干部也同样是民宿经营的佼佼者，其中支委委员WHG原来在镇上经营自己的店面，在看到民宿经营的前景之后也回到村中做起了民宿生意。这位头脑精明颇有想法且对传统文化充满热情的中年人还参考其他大型祭祀活动，负责制定了M村立春祭的基本规制和程序，使原来缺乏正式感的立春祭活动也逐渐升级。笔者在调研中深切地感受到，正是这些村落精英的深度参与、带头引领，M村的治理能力和产业发展才取得了如此不俗的业绩。
3.技术治理能力的提升
M村所在的Q市非常重视推进农村数字化治理工作，打造了以“村情通”为代表的数字化治理平台，并逐步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从笔者在Q市的调研情况看，将信息化治理技术应用于农村社区，可以有效地解决信息公开等问题。在技术治理方面，M村按照上级要求将网格化治理与党员联户相结合，使乡村治理进一步精细化。村干部对网格化管理的理解也非常简单朴实，“网格化管理其实就是要把老百姓吃喝拉撒睡所有事情，包括你村里面要做什么事情，要征地啦什么的，都通过网格，把这些事情全部拿进来，就是向下下沉，向上呢反映老百姓的情况。”数字化治理与技术化治理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在调研中发现，为保证网格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上级政府专门开发了针对网格员使用的手机应用软件，网格员需每天将本网格内的巡查内容、发现问题汇总上报。为保证网格员巡查的质量，应用软件甚至还具有计算网格员每天步行距离的功能，要求网格员每天步行必须达到一定的距离才算合格，由此可见治理的精细化程度。通过上述措施，对于农业生产衰败、人口外流严重的M村来说，行政权力下沉和党组织建设能够为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创造条件。这似乎也重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党下乡”对农村社会的整合逻辑。
4.由政策性投入力度增大而带来的资源支持效应
农村地域的公共物品供给一直是乡村发展过程中的老大难问题，尤其是在分税制改革之后，一方面，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仅没有为农村提供相应的公共资源，反而不断汲取农村剩余资源，造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上的缺位。上述公共物品供给的困境也同样存在于M村所在的地区。不过，从新农村建设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揭开序幕之时起，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向，大量资源开始投入到农村建设当中。除国家政策与财政向农村倾斜之外，M村创建3A级景区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成功，也都与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与直接推动密不可分。以3A级景区创建为例，在创建景区的数年内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在M村投入了大量资源。“2014年，M景区着手打造国家级3A景区的创建工作，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分解创建任务目标，安排部署创建工作；2015年，对村庄资源进行探索、挖掘、整合，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厕所等进行改造提升；2016年，成立创建工作专门领导班子，……；2017年，旅游管理服务……要素配套完善等等实现了大的飞跃。总投入1400万元，用于道路建设，房屋修缮，万坞线田园风光打造，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梧桐祖殿提升，停车场修（扩）建等。”
M村所在的地方政府对M村发展的关注程度之高、投入力度之大，于此可略见一斑。而且，除了上述1400万元的投资之外，还投入400万元用于道路建设、150万元用于公共设施建设、25万元用于桥梁修缮，极大地改善了村庄内部的基础设施状况。除了景区创建和基础设施投入之外，M村每年的立春祭活动也都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笔者在访谈中收集到一份M村向乡政府申请举办立春祭活动资金的申请书，发现在活动中，从音响设备到灯笼、服饰等均需政府的资金支持。每位参与立春祭活动的村民还能拿到每天百元左右的报酬。在支持村庄产业发展方面政府的投入与支持同样毫不吝啬，为促进M村的民宿产业发展，当地政府开出一系列优惠条件，吸引相关企业进入，同时鼓励本地村民开展民宿经营活动。近几年，Q市政府相继出台多条政策措施，从土地、资金、融资等多个方面加大对民宿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很多当地村民进入民宿经营领域的初衷便是看到政府对该产业扶持力度大、补贴资金多等优势。可见，政府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巨大投入无疑成为M村转型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正是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优越的政策环境等条件保障，才有了后来各类市场主体的进入以及村落居民的回流。
（三）村落转型中基于市场而生发出的“新乡村性”
以村落文化传统发现和政策推动为直接背景，大量外来的市场要素进入M村，从而使得昔日偏僻肃静的村落开始喧闹起来。村落中的老房子、宅基地被打上了商品交换的符号，村落内部劳动力也开始走向商品化，村民间、村民与外来者之间呈现出新的乡土关系形态，催生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乡村性”。
1.村落空间的商品化
从学术意义上看，空间的生产与商品化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等便通过“空间生产”等概念，揭示出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当然，列斐伏尔主要是从城市空间生产的视角对现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而本文所关注的是村落乡土空间商品化的过程。M村空间与景观的商品化主要是通过文化资本的赋值、环境改善和旅游开发，而使得其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增值，成为城市居民和游客的消费对象。首先是老房子的商品化。作为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山村，为了节约靠近河流地势平坦的耕地，建村以来，M村的村民住宅多集中建在地势较高的山坡上。但随着居民收入结构的改变，耕地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越来越多的村民将新房建到了地势相对平坦、交通便利的溪流附近。而把大量空置的老宅留在了山上，这些老宅虽然外表是土坯建筑，但是由于内部采用比较结实的木料作为承重主梁，加上大屋檐的建筑特点，使得这些老宅虽历时长久，却依然坚实耐用、冬暖夏凉。很多来到M村的城里人在看到这些隐身于竹林之中的老宅后，便以长期租赁的名义将宅基地和老宅一道买下。笔者在调查中遇到一位正在装修老宅的民宿老板，他讲述了为什么选择这里经营民宿的经过：“我买下这个老房子也是机缘巧合，以前我不知道有这地方，当时是几个朋友周末出来玩玩，来这里爬山……觉得这里有山有水风景挺好，你呼吸一口空气都带着树叶的味道，你像我们在城市上班工作每天坐办公室，时间长了真的受不了。有这么个地方周末能来放松放松也挺好。……当时与这个老房子的主人聊天，知道他的这个老房子想要卖掉，当时就决定买下了。”据村干部粗略统计，以此种形式卖出的宅基地多达40多处，而M村全村也才只有300多户居民。随着交易量的增加，宅基地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从一开始的一两万元一处上涨到二三十万元一处，不到十年间上涨了十倍之多。
其次是自然景观的消费化。M村是一个掩映在竹林中、自然景观资源非常丰富的美丽山村，在7.94平方公里的总面积当中山林就占了7.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2%。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不仅使M村在旅游开发中具有独特优势，同时此生态景观也成为游客消费的对象，如在民宿的定价方面除了硬件设施和经营品牌的因素之外，民宿所处的自然环境也十分重要，那些邻近河流视野开阔的民宿往往在定价上要比其他民宿高出一截。
2.村落内部劳动力的商品化
伴随着村落内部市场因素不断地扩大，村庄内部劳动力也开始走向商品化，依据雇主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村民间的雇佣行为。众所周知，换工行为广泛存在于中国乡土社会，是农民利用家外劳动力的普遍方法，可以不必花钱，在农忙或盖房子时就得利用家外的劳动力了，同时也就是等于扩大利用家内自有劳动力的机会。但在村庄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这种换工链条经常发生中断，即很多农民因出外务工而无法将其以前接受的换工帮助及时还工，交换链条的中断使从前村民之间通过换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受到挑战。就M村的情况而言，雇佣行为对换工的替代还另有原因，正如访谈中一位农家乐经营者所说，“人家帮你你也还不回去，再说我们这是做生意赚钱，哪能请人干活不给钱呢。”笔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M村几乎每家民宿或农家乐在客人较多的季节，都会雇佣街坊邻里帮忙干活，“我们忙的时候也会雇人，因为就我们俩人，客人稍微多点就忙不过来了，雇人的话工资都是一百五一天，当然也不会是天天雇，也就忙不过来的时候会雇人。”这种报酬水平基本与当地小工的工资水平相当，在游客较多的季节这也成为了村民非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2）村落“外来者”对村民的雇佣。这里所说的“外来者”主要是指在M村“购买”宅基地的城市居民或外地民宿经营者。他们对村民的雇佣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房屋装修中的雇佣行为，因这些被出售的宅基地和老房子大多处于地势较高处，交通不便，建筑材料的运输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加上木工等装修的投入也相当可观，每一处老宅的装修仅在人工花费上就需要数万元或更高。另一种情形是外来民宿经营者对村民的雇佣，与村民之间的雇佣行为不同，外来民宿经营者多是采取长期雇佣的方式，即按月“开工资”的方式雇佣当地村民，这些被雇佣的村民便成为实际上的在地上班族。
3.对基于市场而生发的“新乡村性”的评价
（1）关于村落内部劳动力商品化社会影响的评价。除了有利于稳定地增加村民收入之外，这些被雇佣者多为村中的中年女性和老年人，由于年龄的限制使得其外出打工的机会不多，成为村落留守者，这些村民除了日常做一些手工竹制品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在这一意义上，村落内部的劳动力雇佣给这些留守者提供了劳动的机会。进一步讲，这些收入稳定的工作机会也会将一些原本计划出外打工的年轻人留在乡村。当然，有学者注意到村落内部劳动力商品化所带来的问题，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展开分析，认为“村庄内部劳动力商品化改变了村民之间的合作方式，直接导致社区社会资本各要素的流失，出现集体行动困境，农村社会内部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我们通过对M村的观察分析则发现，农村内部劳动力商品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村庄内部劳动力在走向商品化的过程中或许会导致旧有的社会资本流失，但其同时也制造出具有替代性的社会团结方式，表现出一种新的乡村联结模式，是一种值得研究关注的“新乡村性”。
（2）是资本下乡吗？在评价M村这些外来民宿经营者影响和作用的问题上，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近年来不断引起学术界热议的所谓“资本下乡”现象。M村的这些外来民宿经营者，包括那些以公司为背景的民宿，是否可以与我们经常讨论的“资本下乡”现象画等号，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不同和影响？众所周知，近年来学术界之所以对“资本下乡”问题倍加关注，主要是因为“资本下乡”可能会对乡村发展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如周飞舟、王绍琛即认为，商业资本通过成为投资主体，与地方政府一起成为级差地租的剩余索取者，而农民则是被动地参与到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社区化进程中来。还有学者从村庄治理、保护小农等角度提出要警惕“资本下乡”。那么M村的情况如何？外来者和资本的进入是否也会引发相应的负面效应呢？
我们认为，围绕着M村宅基地买卖，外来者购买、经营民宿等交易行为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下乡”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着值得认真辨析的重要区别。首先是资本规模的不同。以往讨论的“资本下乡”主要是以公司为主要形式的大规模商业资本，具有较大的“活动”能量，往往与当地政府和村级组织相互合作，共同对农村土地等进行大范围的开发利用，容易与村民产生复杂的纠纷和利益冲突。而M村的情况则存在不同，其下乡资本虽然从总量上来看规模不小，但却主要是以分散化和个人化的投资为主，虽然也有以公司为背景的民宿经营，但因其公司资本占比较小（公司只占总股本的20%，个人占80%），因此决策和经营活动往往表现出开发范围小，逐利性不强的特点。其次，下乡目的的多重性。学界以往集中关注的“下乡资本”盈利是其首要目的，而M村的外来民宿经营者却与此不同，其经营虽然也带有逐利目标，但在很多情形下，对乡村文化、社会生活及生态环境的品味、趣味追求则成为其投资的主要动机。有些投资者甚至可以说其经营民宿并不是为了赚钱，正如一位常年在村中生活的外来民宿经营者所说，“我这个民宿算下来其实也不怎么挣钱，因为我们的装修投入是很大的，有的人做民宿每天都在搞活动啊拉客源啊，想尽快把投的钱收回来，其实这样做是做不好民宿的，想要把民宿做好需要真正对乡村有感情的人。……我做这个民宿其实并不只是为了挣钱，我比较喜欢住在农村，你看这里山也好水也好人也好，这些都是在城市里享受不到的。”可见这些外来的民宿经营者在经营目的上并不是单一的逐利。作为村庄景观、环境、文化的消费者，在乡村文化消费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再次，产生的结果不同。与“资本下乡”所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不同，M村这些下乡的经营者和城市居民为村庄带来了诸多的正面影响，在沟通城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三、分析与讨论
村落转型与再生的过程，同时也是村落“乡村性”重新被激活并被赋予新的意义的过程，其最终结果是使走向衰败的村落重新获得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之下，任何关于村落转型的思考必须置于城乡关系和村落公共性建构的过程之中，才能获得深度的理解。
（一）城乡对流与乡村发展活力的生成
在此前的研究中，笔者曾提出乡村振兴不可能在封闭的体系中实现，而必须建立起城乡对流交往机制。就城乡交流的承载者而言，不仅包括个体层面的下乡者、返乡者、观光者，同时也包括组织层面的企业、社会组织等。这里所说的下乡者是指那些与乡村并不存在地缘、血缘关联，而是出于对乡村的情怀或偏好从城市来到农村，其类型可划分为“基于政府政策资助的下乡者”和“两地居住者”等。在M村，下乡者主要为外来的民宿经营者和在村中购房的城市居民。从实地调查的情况看，民宿经营者往往是基于政府政策支持的下乡者。尤其是由部分“下乡者”经营的高端民宿，都是在政府出台大力发展民宿政策的背景下出现的。而在村中购买宅基地的“下乡者”很多是典型的“两地居住者”，他们将村落作为夏季避暑、周末休闲娱乐的场所，同时也为退休之后的养老生活做准备。并且，随着交通便利程度的提高，按时发车准点到达的公交系统不断完善，使得这个距城区20公里的村落中甚至出现了每天乘公交车上下班的上班族，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
与那些“下乡者”不同，作为土生土长的村民，“返乡者”因其与村落和村民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在沟通城乡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企业、社会组织也是城乡交流的重要载体。以某个在M村开办民宿的公司为例，该公司不仅在民宿开办初期为合伙人提供资金支持、民宿设计等服务，而且在此后的经营中还能持续不断地为其提供多种资源。在公司官网上，公司愿景被定义为“期望连接各种环境要素和所有参与者，让他们在持续的交互中推动美的多样涌现和永续变化”。可见，企业在城乡交流中不仅能够成为资源的提供者，同时依靠强大的组织力量还能够成为链接各行动主体的平台和枢纽。
就交流的内容而言，除前面集中讨论的村落内劳动力市场化雇佣之外，在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交流传递也值得特别注意。民宿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经营模式，其设计建设、经营理念都非常重要。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本地村民中的民宿经营者与外来民宿经营者之间在装潢设计、经营理念上存在着较大差距。本地村民由于常年生活在乡村，信息闭塞，对民宿的理解只停留在旅馆的层次上，导致其所建民宿更像是乡间旅馆而不是民宿。相比之下，一些稍晚进入民宿业的村民普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开始借鉴外来者开办的民宿进行装潢设计，在经营模式上发生了转变。一些外来民宿经营者在访谈中也提到，那些准备开办民宿的村民往往会提前到其经营的民宿参观，或者直接请这些外来的老板到自己家中帮忙设计，如此的交流不仅加强了外地人与村民间的联系，在设计理念和经营方式方面也实现了城乡之间的交流。
（二）消费乡村背景下的治理转型与新公共性建构
从消费乡村的视角审视M村，我们会发现传统村落向消费乡村的转变必然导致农村社会治理领域的诸多变化。由消费乡村而引发的流动性、异质性、变动性，有可能导致村落传统文化资源发生流失，使农村居民对村落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逐渐减弱。尤其是城乡差别造成的农村价值观的外向性特征，进一步加剧了此类危险，为农村社区治理带来推进的难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将公共性建构作为农村社区治理最具核心意义的指标。消费乡村视野下的公共性建构的特殊点在于：一方面乡村社会传统的社会联结方式出现松动，村落共同体开始走向消解；另一方面，新流入村落人口在给村落社会带来新活力的同时，也产生了社区融入等问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M村公共性的建构虽然面对上述诸多困境，但却表现出一系列积极态势。
（1）村民参与度和组织化的提高。M村每年的立春祭都是通过“全村总动员”的方式展开的。起初我们认为这似乎与政府在活动中的大力投入有着密切的关联。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村民自主参与的热情已远远超过了锱铢必较式的功利考量。当问及如果不给报酬是否会为立春祭活动帮忙时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复。“那当然要去啊，因为这都是我们村的事儿，不给钱也会去。……我们去也没有多少钱，像我们女的就60块钱一天，纯粹就是去帮忙的，也不是为了挣钱，毕竟都是村里的事情。”每年的立春祭祀的组织化程度很高，参与立春祭的村民会进行合理详细的分工。以2019年的立春祭为例，参与祭祀的村民被分为了礼仪、锣鼓、舞龙、膳食、祭拜、祭祀、环卫、扬佛、后勤共九个大组，每个大组中还分各个小组，参与的村民总数有近200人之多，可见村民参与程度之高。除了由政府推动每年都会举行的祭祀活动之外，M村每年春节都会在梧桐祖殿的戏台上举办晚会，由村干部组织、主持，村民自发排演节目。M村通过立春祭祀、举办“村晚”等形式，让村民重拾对集体生活的记忆，强化了社区认同与共同体意识。
（2）新村民的融入，形成了带有“新乡村性”的关系格局。M村村主任在接受访谈时经常使用“新村民”一词，认为“这些外来的人跟村民的关系都很好的，我们都叫他们‘新村民’的啊，你像在这儿买房子的很多都是老板，平时找村民干个什么活他们也不在乎钱，跟邻居、周围的村民啊，关系都很好的”。新村民的融入还表现在对村庄事务的参与上，在有些年份M村会请戏班在梧桐祖殿的戏台上唱戏，这些新村民也会参与此类活动集资。此外，我们在立春祭工作人员的名单中也同样能够发现这些新村民的身影。在与村民保持良好私人关系的同时积极参与村庄事务，使这些外来者成为了村民口中的“新村民”。
（3）新的社会组织雏形初现。在M村也出现了新型社会组织的身影，随着民宿和农家乐产业的发展，组织民宿协会已经被提上了日程。在访谈中能够发现，M村的农家乐和民宿已经成为了一个联系紧密、互通有无的小集体。据M村的民宿经营者介绍，“我们这里已经成立了一个民宿协会——柯城区民宿协会，……是政府鼓励也是我们这些做民宿的想搞的，因为民宿这个东西你得多沟通多交流你才能做好啊，借鉴别人做得好的地方。……协会的会长是下面CP村的一个民宿老板。……这个民宿协会我也参加了，现在基本上也运行起来了，你像我们做的有宣传册、旅游册，还有定期搞一些培训、活动。……以后呢还计划把这个协会搞得更大一些。”民宿协会此类农村社会组织的作用，不仅表现在沟通交流促进产业发展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积极的赋能和管理，使之成为国家与农民、市场与农民以及农民与农民之间良性协作的“中间组织”，从而促进乡村新公共性的建构。M村传统文化的优势促进了村民参与，不断强化着村民的集体意识与社区认同。而村落向消费乡村的转型为外来者的融入、社会组织的发展等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些也都成为公共性构建和村落共同体再造的强大动力。这个原先衰败凋敝的小山村也逐渐走出阴霾，探索出一条村落转型的新道路。
（三）村落转型的动力机制及其局限
1.村落转型的动力机制
综上所述可知，村落转型的推进和实现乃是多重动力复合作用的结果。在村落显示出衰败迹象的初期，政府为扭转乡村发展出现的颓势，通过政策倾斜投入大量资源，但却因没有得到市场、社会及文化力量的呼应，而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政府、市场、村落社会内部等多重力量的契合是村落转型得以最终实现的重要前提。此外，乡村转型最终是以村落内部活力的重新激活为目标的，只有村落内部发展动力被重新激活，其发展才能具有可持续性。在村落转型的路径选择上，其进程首先与其外部环境条件紧密相关，就M村这类远离城市的去农业化村落而言，其转型路径的选择还需要着重关注村落社会条件和资源禀赋等内部性因素，M村通过发展民宿经营、乡村旅游等新产业，将村落自身的环境、传统文化等资源优势转化为转型发展的新动能，走出一条立足自身特色优势的转型道路。
2.村落转型再生所面临的问题和隐忧
当然，村落转型的复杂性使其演进轨迹不可能是一条坦途，必然要面临一些隐忧和挑战。
（1）村落文化传统失真化的隐忧。为了迎合市场需求，民俗活动的表演化、舞台化趋势不断增强，从而使得村落传统民俗文化的本真性受到影响。M村的立春祭活动生发于村落自身的传统民俗活动和民间信仰，王霄冰在2012年对M村立春祭的分析中认为，由于M村“九华立春祭”的传承主体并未发生转移，村民始终担任主角，其中心主题也没有发生改变，因此与德国学者所批评的“民俗主义”现象还不能同日而语。其在文章最后不无感慨地写到：“只要有这片土地在，有这座古庙在，有这些农民在，有这种生活的欢乐在，民俗就一定可以以它本土、本色、本真的面目永久地生存和发展下去。”但在笔者的调查中却发现，由于近年来旅游开发需求的不断提高，一些民宿经营者、村干部有将立春祭活动转变为旅游表演的打算。这不得不使我们对其文化传承的本真性再次产生了担忧。
（2）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政府在村落转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在政府、市场、社会的三角互动中，如何恰当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给市场和社会让渡出一定程度的作用空间，则是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合理高效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明确政府的作用界限。在M村所的地区，当地政府为发展民宿产业提出了“一乡千宿”的口号，在全域范围内积极鼓励支持民宿经营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这当然有产业集聚和规模效应的考量，但是其产生的现实结果却是，过度同质化的民宿经营已经使市场出现了饱和趋势。M村的民宿经营也同样受到影响，当地的一位民宿经营者对我们说：“我以前的生意还是蛮好的，现在不行了，现在到处都有民宿，遍地开花，来我们这里的人自然就少了。”
此外，在某些领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缺乏稳定性。在走访中了解到，2013年当地政府大力鼓励民宿发展，M村有几位村民响应号召花费了大量资金修建了几栋民宿。然而到了2018年，随着新政策的出台，要求拆除临河所建的木质民宿，这些响应政府号召得到政府允许建造的民宿在仅仅经营了几年之后又不得不拆除。另一方面，政策执行中的一刀切，使某些村民与村干部的关系紧张。2019年拆违工作推进到当地农村地区，当地政府要求将临街居民所有自建的厨房都拆除，政策的执行最后都落到了村干部头上，一些村民讲到这件事情充满了抱怨和不理解。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村干部自然成为了一些村民发泄不满的对象，造成了部分村民与村干部的关系紧张，最终对村落内部团结和公共性的构建产生了不小的消极影响。政府作为村落转型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不仅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同时如何明确界限合理发挥自身作用同样十分重要。只有在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紧密合理的配合之下，村落内部的转型动力才有可能激活，并最终实现衰败村落的涅槃重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内发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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