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童伟：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理论与证据——基于对农地流转对象与农地租金关系的分析

农地流转作为提高农地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已受到学界普遍重视。由于中国农村社会是基于熟人关系网络构成的，农地流转往往发生在熟人之间，并伴随着更低的合同签订率和农地租金。因此，该类型的农地流转一般被认为是人格化交易或非正式交易。部分研究甚至指出，熟人间农地流转不仅无益于提高农地配置效率，甚至可能抑制农业生产效率的增长。然而，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已有研究的时间或许过早，无法观察或预测农村社会的开放度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断提高阶段的市场特征。尤其是熟人交易，其在市场经济的不断渗透下，是否会朝着以价格为交易核心，以营利性动机为基本出发点的方向发展，对此做出恰当的判断显然隐含着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研究利用 2015 年 CHFS 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象与农地租金的关系。统计显示，在与熟人交易的转入户中，有52.5%是出于营利性动机流转的农地，这类交易的平均农地租金可达到每亩320.165 元。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与熟人还是非熟人交易，农地转入户会支付无差异的农地租金。本文还发现，营利性动机会大幅提高农地租金。本文还讨论了农地流转动机的内生性问题，并利用农地转出户样本和 PSM 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表明，本研究的估计结果稳健。

本研究表明，熟人间农地流转已呈现明显的市场化特征，且熟人之间交易与非熟人之间交易的差异在不断缩小，即农地流转市场正在转型。

本研究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传统的熟人交易也面临市场化的可能性。很多研究已经表明，熟人，尤其是具有较高信任程度的群体，他们的交易往往伴随着更高的交易价格，但却具有较低的合同签订率。由于合约本身是不完备的，与其进行事前的拟定，行为主体更愿意采用的是关系型治理和合约治理的双边治理模式。因此，不签订合同并不必然意味着交易的非市场化。然而，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往往被用来测度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交易对象也被赋予了类似的作用。这样的处理容易忽视熟人交易中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并阻碍现有研究思路的拓展。因此，合理区分农地流转市场的内部结构和科学衡量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对于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流转被视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20 年来，中国的农地流转率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目前农地流转规模增速明显下缓，甚至出现乏力态势。这表明，“以量致胜”的模式将不可持续。本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推动农地流转市场的转型，提高熟人交易的市场化程度。截至 2018 年，中国农地流转市场中仍有超过50%的交易发生于村庄内部。这表明，市场转型可以进一步挖掘农地流转的潜力。因此，农地流转扶持政策和鼓励政策也应该适当向村内流转倾斜，避免以往过于关注引入外部主体的误区。需要强调的是，从农村的整体发展来看，农地流转市场转型是否利大于弊目前仍无法判断。其原因在于，熟人交易的市场化，意味着农地租金的上升和农业经营成本的提高，以及乡村熟人关系网络的“解构”。这无论是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还是维持农村的传统治理秩序都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如何平衡发展与破坏之间的关系，将是中国农业政策制定不可回避的两难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