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焦秉贞作《孔子圣迹图》之《学琴师襄》。孔子向师襄学习弹琴，十日不更换曲子，只因自己还没体察此曲的志趣、韵律，识别出作者。一日孔子在演奏中突然说：“非文王，谁能为此？”此曲正是《文王操》。（资料图片）

　　修身八条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早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礼记·大学》。直到北宋程颢以“穷理”贯通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它才作为“进修之术”受到重视。南宋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并在作《大学章句》的过程中名之为“条目”详细解释，“八条目”始被奉为儒家经典的修身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

　　八条目在古代社会的基本意涵

　　关于八个条目的具体意涵和修炼顺序，历来不乏争议，主流的程朱理学将它理解为从格物开始的、依次第展开的单线过程，以修身为枢机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先修内，后治外。

　　格物，就是深入观察研究某一事物，即物穷理。经过细致深入的观察研究之后，脑海中便会对事物形成一定的认知，而后方能明辨事物，尽事物之理。格物之物既指自然之物，也包括社会之事、个人之情；每一项事物中都蕴含着该事物特殊的性质，均有一定的规格，即分殊之理，这就要求修习者首先要即物，共情地进入到情事物之中，以虔敬之心将该情事物与所涉及的各种规律和格式切磋琢磨，周全而谨慎地思考，辨识这一情事物的原由，将之归到某一格。

　　致知，就是求为真知。物格而后知至。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可以看出，“新民”乃是使民众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评判准则和道德修养纲领。因此，致知在《礼记·大学》成书时主要指致民知，即使人懂得做人的道理和规矩格律，让人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新民”。

　　而朱熹将之解释成使自己知，而且用“知至”的观念将“致己知”推到极致：每一种事物不仅有分理，也体现普遍之理，人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天下万物，尽心用力穷究其中的道理；探求到情事物的极致，也就明白了共同之理，豁然贯通。这个解释将致知由外感转向内究，与格物的逻辑关系更加紧密，也更契合内向修炼的文化特性。

　　诚意往往被理解为意念，从上文致知和下文正心来看，诚意应该理解为尊重自己真实完整的向善意志和道德认知，即真诚地信仰天理，心悦诚服于道德伦理知识，尤其是不要明知道什么是善却假装不知道，不能诚实面对自己。无论身旁有没有其他人，都按照最真实的道德认知去行动，所以讲诚意特别强调慎独，即在独处时也要保持对道德意志的敬畏。

　　正心是将凡人之心修炼成为圣人之心，乃八条目核心部分。朱熹认为心是性的载体，圣人的心是至善的，常人的心则由于“生于行气之私”而“有善恶”——所谓善，就是实现天理；所谓恶，就是背离天理。常人心体之中都难免有愤怒、恐惧、好乐、忧患的倾向，如果让这些情绪欲念发作出来就会影响圣人之心的实现，就是恶。将影响圣人之心实现的恶的欲望予以遏制和清除，静守涵养至善的“道心”，方能心得其正。

　　“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体现的正是主体道德修养提升的层次和方法步骤。

　　修身是八条目的枢纽。修身，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落脚点，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经由主体来加强内在向更高道德境界的追求，最后落实到外在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面。

　　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是修身的价值目标。就其内部来看，由内到外、由小到大、由家到国乃至天下的实践之路是有先后顺序的。

　　齐家以治国的背后是典型的家国同构观。孝顺父母、敬奉兄长、慈爱子女，这是修养自身教化全家的内容，推及国家则是臣民忠于国君，国君爱民如子。家庭仁爱和睦、谦恭礼让，百姓受此影响，整个国家也就仁和恭让，能够治理得很好。

　　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看，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而人又是组成家庭的最基本元素，只有社会中每一个独立个体在自身的整体素质方面有了全面的提高，才可能维系家庭的内部稳定，最终也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保持社会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民众按这种道德范式行事，国家得以善治。

　　天下平有四个重要表现，一是国富民乐；二是贤德之人从事治理活动；三是民心所向，民众拥戴道德典范；四是人人明明德，按照道德规范做人做事。“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外用之道的最高目标，同时也是道德主体修为的最高境界。在修养自身的基础上进一步带动自己身边的人，再推而广之，以至善之德教化国民，最后达到天下太平、祥和的最终目的。

　　总而言之，八条目实以修身为枢机构成了一个体系，它可理解为儒家天理的普遍逻辑下，以道德为核心的身家国天下层层递进的同心圆，本质上则是由修己小循环与治外大循环嵌套合成为一系统的修身之道。

　　近现代转型期的实务修身

　　宋明之后，后代儒生对修身八条目也作了些许转化。清初儒士颜元体会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将自己的住所“思古斋”改为“习斋”，教授弟子六艺及兵农工虞等实用技艺，每五天中就有一天习射。

　　颜元之实践练习并非仅为健身，也在于修心。梁启超称其“唯习主义”一是改良习惯，二是练习实务；改良习惯的下手方法，全在练习实务，达成的效果则是身心习惯的全方位改善：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可以健人筋骨，调人情性，长人神智，振起精神。通过体育改身之过、迁身之善以修身。

　　1917年，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称赞颜元：“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讲的是颜元中年云游到河南商水，访武术家李木天，两人折竹为刀，对舞不数合，颜击中李手腕。毛泽东看到当时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无法抵挡外国列强入侵，于是指出体育对增强民族体质、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作用。他观察分析德国斗剑和日本武士道后发现，现代体育都是先精究生理，详细研究身体构造、脉络运行，然后根据科学规律制定体育程序。这颇类朱熹从格物致知出发的修身观。

　　毛泽东同时也很注重诚意正心，他强调体育运动一要有恒，这样才会有兴趣、觉得快乐；二要专心全力投入，摒除闲思杂虑，运心于血脉、筋肉、关节、呼吸，运作按节，屈伸进退，踏实锻炼；三要蛮拙，即湘人俗语“霸得蛮”：“运动之进取宜蛮，蛮则气力雄，筋骨劲。运动之方法宜拙，拙则资守实，练习易”。显然，按毛泽东的要求去锻炼，锻炼的绝不仅仅是身体，而且是情趣、精神和意志，是奋斗精神：“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体育锻炼中的奋斗，更多的是与自己斗争的思想修炼。经过大江大河的历练，才有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的豪迈，才有闲庭信步、极目天舒的心境。毛泽东总结道，体育的效果是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筋骨即身体；知识、感情、意志者，是“吾人之心”。体育将德育与智育一体贯通，这种修习方法继承了三代庠序之教的精神，汲取了大学八条目的精髓。

　　修身八条目在当代社会的继承发扬

　　修身八条目的内容是一个由内到外、相互关联的统一的整体，在具体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道德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代社会，仍很有必要从八条目中采撷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

　　首先，将格物致知转化为实践认识论，将诚意正心转化为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想深入观察研究某一事物，就必须要亲历其事，亲操其物，在实践中求知。“格物”的逻辑结果是获得了对事物运行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而这正是“致知”的内在含义。深入研究事物的道理以至穷尽的地步，从而使自己的认知达到较高的层次——格物以致知，这一过程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规律的。格物只是学习情事物的理，实践观则强调与他人与世界的互动，强调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不断变动的过程中改造人自身，改造自己的认识；人不仅感知着实践活动，而且跳出来反思自我在实践中的行动和思想，所以人既是学习者，更要是创造者。

　　其次，将家建成心灵的港湾。中国社会具有家国同构的特点，“家”“国”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家庭的经营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是相互联系的，“家”之不齐，“国”将不治。家庭和睦、井然有序，以德教化，治理国家将更有效。现代人的独立自主与家庭的温暖亲情并不矛盾，对身边的亲人好一点，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得美满一点，把家风树正，这也是对社会有所贡献。

　　最后，将治国转化为爱国的平凡行动。自身的修养和提高，应该与国家、社会联系在一起。八条目为读书人指明了修己治国的道路，强调获取知识和提高修养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修养的一致性。每个公民坚持操守，敬业爱岗，尽职尽责干好本职工作，更多更好地为国家出一份力。而当代天下观不仅是社会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当彼此尊重，求同存异，竞合互补，共建共赢。（涂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