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科举考试金榜题名，是古人的梦想之一，榜中英才辈出，藏龙卧虎，便是“龙虎榜”。“龙虎榜”并不多见，在中国文化史上，北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是一个典型的“龙虎榜”，这一榜汇集了古文大家与理学奠基人，可谓群星灿烂。

　　嘉祐二年的科举以主张改革文风的欧阳修为主考官

　　北宋嘉祐二年，这是宋仁宗在位的第35年，范仲淹、包拯等一众名臣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成就了一番事业，在时代的推动下，又有一批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即将闪耀于宋朝历史的星空。

　　这一年，38岁的张载正漫步在他心心念念的开封城里，看着街道上车水马龙，各色店铺鳞次栉比，他感慨万千，这就是他祖先曾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他想要安葬父亲但终究未果的地方。如今，他以一名外地考生身份来参加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但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参加的是一场风云际会远超前人的考试，同场竞技的考生中仅正史立传者就有二十余人，这些人后来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史。

　　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欧阳修被任命为礼部试主考官。可为什么是欧阳修呢？

　　在此，应先了解当时文坛的情况。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骈文与古文之争是一个重要的话题。骈文充分利用中国语言与文字的特点，注重对偶、押韵，讲究辞藻、用典。骈文的形式之美，是其他文体难以取代的，但过分注重形式，影响了内容的表达，甚至变成了炫技，骈文作家纷纷用生僻的辞藻与典故，来夸耀自己的才华，而这样的文章在内容上往往空洞无物。

　　正是对骈文弊端的反感，促使唐朝韩愈、柳宗元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先秦两汉的散文为楷模，倡导文以载道，要求在内容上言之有物，在形式上质朴自由，摒弃佶屈聱牙的辞藻。但在韩柳之后，再无能与之相比的巨擘引领风尚，古文运动逐渐衰微。晚唐五代时期，雕章琢句、华而不实的文风再度流行。北宋初期，“西昆体”大行其道，追求声律骈俪，但内容贫乏，脱离现实，而石介引领的“太学体”反对“西昆体”却走向了“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的另一个极端，这都严重阻碍了北宋诗文的健康发展。

　　朝廷曾多次下诏要求纠正“竞为浮夸”“无益治道”的文风，希望以直言务实的文风取代。对于此次科举，宋仁宗十分重视，有心一改取士的风气，而接过古文运动大旗的欧阳修自是主考官的不二人选。此时的欧阳修已到知天命之年，写出《醉翁亭记》的他历经仕途崎岖，但心底仍有热血，他深知文风之弊绝不仅仅是文坛的事，要改革文风得有一个好抓手，科举便是一个好抓手。欧阳修上书提出了许多改革科举的主张，决心要以真才实学为国选材，而实现抱负的机会终于到了。

　　治国之要，在于选人。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需要从才能与德行两方面入手。才要擅长治理国家，这就要求考生能将经义与时务相结合，崇尚空谈、不肯实干的考生必须排除在外。德要忧国忧民、大公无私，而当时有些太学生为迅速获取名声结为朋党以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亦有好异求高、以诋讪为能者，这样的人显然也要排除在外。

　　欧阳修究竟要如何矫正文风、扭转士风呢？他心有惊雷而面如平湖，具有不顾流俗的底气，他身旁站着梅尧臣等文学主张相近的战友，他们将扫去艰僻险怪、淫靡萎弱的浮薄文风，共同推开一扇群星璀璨的文化大门。

　　苏轼还是曾巩？欧阳修的一念之差决定了名次

　　嘉祐二年先举行的是礼部试，因为是在春季举行，又称“春闱”。礼部试之后还有殿试，从嘉祐二年开始，通过了礼部试的考生，在殿试上不再淘汰，因此礼部试可以说是考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礼部试考四场：第一场试诗赋，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策，第四场试经义。

　　礼部试由欧阳修主持，国子监直讲梅尧臣为阅卷官。他们为了发现通经致用的人才，定策论的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出自《尚书·大禹谟》之“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檀香袅袅，茶香四溢。考试已进入阅卷环节，梅尧臣负责文章初审，发现优秀文章再转给欧阳修。

　　梅尧臣拿到一张试卷，读了一遍，赞了一声，又读一遍，叹服于这篇文章的文笔和思想。在试卷中，考生毫无保留地阐明自己以仁政治国的理念，强调“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在梅尧臣看来，这篇文章文辞简练且说理透彻，晓畅易懂又磅礴雄健，简直“有孟轲之风”，于是如获至宝般赶紧分享给欧阳修。

　　欧阳修端详良久，脸上也露出笑容，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啊。文中有一句“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不知此典出自何处，心中颇觉惭愧，只有感叹学海无涯。

　　待到定名次时，二人却有了争议。梅尧臣想要定为第一，欧阳修怀疑这么好的文章可能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决定将其列为第二。那时的考卷已将考生名字等信息隐藏起来，是为“糊名法”。谁知，拆开糊名后，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是曾巩，而是苏轼。

　　后来，欧阳修见到苏轼，问他典故出处，苏轼豪放表示，此乃自己据《尚书》推演所得。欧阳修叹服，此人可谓善读书而不拘泥于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欧阳修对于奖掖后进从来都是不遗余力，他看到了苏轼身上的远大潜质，在与梅尧臣的书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几家欢喜几家悲。欧阳修将追求险怪奇涩的“太学体”的考生全部黜落。他们一时之间接受不了，将矛头对准欧阳修，甚至有人写了一篇《祭欧阳修文》投至其家，诅咒欧阳修。但此次考试取士，树立了鲜明的导向，“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张载、程颢、吕大钧、苏辙，这些大家都出自嘉祐二年“龙虎榜”

　　滴水不成海，独木难成林。若只有一个苏轼，是无法支撑起这千古一榜的。

　　此时正处于儒学复兴时期，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正在酝酿中。张载在这一年金榜题名。在考试之余，他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座椅开讲《易经》，学子云集听讲。其间，他遇到同来参加考试的程颢、程颐兄弟，若论起来，张载还是二程的表叔。他们沉浸在圣贤的言语中，既惺惺相惜引为知己，又各抒己见思想交锋，热烈探讨着各自对《易经》的理解，相互都觉得甚有启发。后来，张载认为自己在《易经》的研究上仍不如二程，于是便毅然撤掉了虎皮座椅，然后对他的听众讲：“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二程顿时名声大振。

　　对于二程而言，在这次考试中，只有兄长程颢进士及第，其弟程颐未曾上榜。二程不以仕途为重，而以学术为根，就学于周敦颐，开创洛学一派。二程的学生中，有一位叫杨时，是“程门立雪”的主人公之一。杨时学成将回到南方，向老师程颢辞别，程颢目送他离去，说“吾道南矣”。杨时上承二程，下启闽学，而闽学的开创者正是朱熹。

　　张载中举后将实践与学问相贯通，开创关学一派，其“尊礼贵德”的伦理思想，“天人合一”的宏阔哲思，“民胞物与”的人文情怀，为无数仁人志士所传承，其发出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声如洪钟，正是上下五千年流淌的中华精神、中华气度的集中提炼与生动体现。

　　吕大钧与张载同是嘉祐二年进士，吕大钧佩服张载的学问，拜他为师。吕大钧兄弟为了教化乡人，首倡《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乡约。

　　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还涌现了四兄弟一同登科的佳话，接近不惑之年的曾巩终于苦尽甘来，与其弟曾布、曾牟以及堂弟曾阜蟾宫折桂。南丰曾氏的繁荣，在此之后还有续篇，以至宋朝历史上有“南丰七曾”的称号，七人都以文学见长。而其中成就最大者自然还是曾巩，他的文章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位列唐宋八大家，为时人及后辈所敬仰。

　　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除了王安石之外，欧阳修是嘉祐二年考试的主考官，苏轼、曾巩均在此次考试中神采飞扬，而19岁的青春少年苏辙也一举中第，苏洵虽然没有参加考试，但欧阳修很是赞赏他的文风，其文被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再加上二子同榜应试及第，“三苏”之名轰动京师。

　　繁花欲开，群星初耀，这真是一个灿烂的季节。文化的笔墨在这一年书写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但丰收的果实还需要等待他们长年的耕耘后才能获得。

　　在一卷卷著作中，宋代儒学擦亮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理学的建立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一篇篇散文中，宋代文学摆脱了雕章琢句、绮靡晦涩的桎梏，走上了流畅自然、反映现实的正途，那些有血有肉的句子，千年后仍激荡着我们的心灵。在一首首诗词中，宋人开始更多地以议论入诗，用哲理警人，找到了“理趣”这一宋诗的灵魂，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以诗为词，开豪放一派，对词境大力拓展，催开了宋词百花齐放。在一幅幅书画中，宋人以创新的精神丰富和发展传统技法，重在写意，文人画名家云集，在山水中栖息灵魂，风俗画新意迭出，照见市井繁华。

　　中华文脉，源远流长，永远奔涌向前，总是不断激起新的朵朵浪花。（蔡相龙 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