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天府之国，山川壮丽，人文深厚。四川古代历史上诞生了许多文化名人、文化世家，他们或以经学立身，或以文学名世，或以史学传家，探寻他们的故事，我们能看到家学、家风、家训的深远影响。

　　文翁化蜀 文脉之源

　　追溯四川文脉的起源，西汉的文翁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文翁并非四川本地人，他来自庐江郡舒县（今安徽舒城），在汉景帝末年来到四川担任蜀郡太守。这位“少好学、通《春秋》”的官员，“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意图改变这种社会风气，遂大办学校，推广教化。

　　文翁的措施有二：一是从郡县小吏中选出十来位有资质者送去都城长安学习，他们或学律令，或从博士学习经学，这些人学成归来后，文翁都予以重用；二是在成都南门“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创办石室精舍，就学者可以免除徭役，学习成绩优秀者可补为郡县吏。文翁巡行治下各县，总是让通晓经书大义、品行端正严谨的学生与他一同前往，让他们传播教化。

　　石室精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意义非凡，它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汉书》说汉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创办的石室精舍，历经两千多年世事沧桑，弦歌不辍，今天以石室中学的身份，保存了四川人对文翁的记忆。尤其令人感喟的是，从石室精舍到石室中学，办学地址保持不变。

　　文翁创办石室精舍后，“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崇文之风深入人心。《汉书》设《循吏传》，专为遵循法度、清廉爱民的官员立传，开篇的循吏即是文翁，他代表了汉文帝、汉景帝时代的循吏，其特点是“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在四川古代历史上，文翁化蜀是与李冰治水同等重要的大事，李冰治水在物质上造就了天府之国，而文翁化蜀则在文化上奠定了文献之邦的基础。探索四川文脉，我们会发现如文翁这样的外地来川人士，占有相当分量。巴蜀大地以广阔的胸怀接纳这些或进取或失意的人士，而他们也为这片土地带来文化上的滋养。

　　这种滋养是多方面的，其中对家风的重视令人瞩目。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以“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教子，倡导树立高远的志向，刻苦学习、提高才能、报效国家；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近四年，在这里他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呐喊，这位“诗是吾家事”的诗人以诗教子，他期待后代“熟读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晚清官员丁宝桢乃是贵州人，在川为官十年，政绩卓著，深得民心，他喜欢以家书的形式向后人传承家风，他要求子孙“事事悉存忠厚之心，不敢侮人，不敢慢人。遇有善事，量力乐做。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如公余之内稍有赢余，即以之救济穷苦贫民”。

　　先贤的这些教诲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长期生活经验所得。说给家人听的话发自肺腑，带着满满的暖意和殷殷的期待，期待家学家风得到传承。

　　三范修史 家学深厚

　　若论四川本地诞生的文化名贤，很多读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苏轼一家。三苏的光芒确实耀眼，但也无法遮住宋代四川的群星灿烂。近代一位四川学者说：“《宋史》列传八百余人，而蜀中一隅之地，多至百数十者，其他见于故书雅记者犹数倍于兹。终两宋之世，吾蜀人才臻于极盛，殆自来所未有。”

　　宋代四川人才与学术之盛有多方面原因，唐代中期以来，四川的局势较为安定，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兵戈扰攘，统治蜀地的后蜀政权能够保境安民，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亦未中断，大量移民的迁入，给四川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的刻书业在后蜀时期十分发达，并延续到了两宋，产生了“蜀本”。蜀本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在眉山雕印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被称为“眉山七史”。

　　眉山正是三苏的故乡，在叩响三苏的家门前，我们不妨先转去拜访另一个文化世家，倘若说三苏以文学见长，那么这个来自成都的文化世家则以史学见长，留下了“三范修史”的佳话。

　　“三范”中最著名的一位是范祖禹。范祖禹年幼丧父，是叔祖父范镇抚育他长大的。范镇不仅是一位敢于直谏的官员，也是一位史学家，曾参与编修《仁宗实录》和《新唐书》。范镇对这位心思敏感、刻苦念书的侄孙评价很高，认定他是“天下士也”。

　　循着科举之路，范祖禹在嘉祐八年（1063）登第，这一年他23岁，此后曾有一段在地方为官的生涯，但已经很难考索。范祖禹家与司马光家是通家之好，司马光在洛阳主持编修《资治通鉴》时，范祖禹是一位重要助手，史载他“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直到书成后，经司马光推荐，任秘书省正字。

　　《资治通鉴》是一部体量很大的历史著作，在编修过程中，司马光不只有范祖禹一位助手，各助手专攻不同断代，范祖禹专攻唐朝。范祖禹独立撰写的历史著作中，对后世影响最大者应为《唐鉴》，元祐元年（1086），范祖禹将此书进献给宋哲宗。与《资治通鉴》的写作目的一样，《唐鉴》亦希望以一朝历史之成败为镜鉴，启示今人该如何治理好国家。

　　范祖禹曾任经筵讲官，“每当讲前夕，必正衣冠”，“先按讲其说，开列古义，参之时事，言简而当，无一长语，义理明白，粲然成文”，苏轼称赞他为“讲官第一”。有一回，苏轼欲与范祖禹就某事上奏朝廷，看到范祖禹的奏章后，苏轼说“公之文，经世之文也”，决定把自己写好的奏章收起，在范祖禹的奏章上附名同奏。

　　范祖禹还参与了《神宗实录》的编修，他深得家学之真传，又将其传到了其子范冲手上。“三范”均参与到了实录的编修中，范冲受命参与重修《神宗实录》《哲宗实录》。他以“好义乐善”著称于世，在靖康之难中，他不仅带着本家人还带着司马光的家属迁至江南。当他得知汪藻修日历（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都是古代历史典籍体裁，日历逐日记事，是实录的材料来源之一）之事遇到困难而不得不中止时，他担心史料就此散失，向朝廷上奏，希望给予汪藻修史提供一些支持。

　　汪藻最后能修成日历，自有范冲的一份功劳。范冲愿意为此事奔走，并不只是出于“好义乐善”或历史学家之间的惺惺相惜，也出于对历史的敬畏、对文脉传承的坚守。

　　孝恭勤俭 苏母育贤

　　从成都乘坐高铁，不到半个小时即可到三苏故里眉山。老城区中，三苏祠每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拜访，这里原是三苏的宅第，元代改宅为祠。三苏祠旁的一条步行街，街口的红色牌坊指出这里是“古纱縠行”，是古代眉山一个以经营丝绸为主的市场。苏轼曾提到过这个市场，是在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中提到的。

　　三苏的背后，有一位伟大而不为人知的女性，我们不知她的真实名字，姑且称之为程夫人。司马光曾应苏轼兄弟之请，为程夫人撰写了墓志铭，他对程夫人的评价是“勉夫教子，底于光大”。三苏的成功离不开程夫人默默无闻的付出，探寻三苏的家风更离不开这位外可经商致富、内可诗书教子的贤妻良母。

　　程夫人出身于眉山一个官宦之家，父亲程文应曾为大理寺丞，她十八岁嫁给苏洵，当时苏家已至极贫的地步。有人好心建议“孝恭勤俭”的程夫人，何不开口向娘家要一些生活费用，疼爱女儿的爹娘没有拒绝的道理。程夫人没有开口，她此时担心的是别人或许因此误解苏家，以为是丈夫要求她向娘家借钱。

　　苏洵迟至27岁才发奋学习，是大器晚成的典型。苏洵知道妻子对于自己“游荡不学”是有些不满的，但她什么话都没说。有一日，当苏洵开诚布公地将自己求学的打算与顾虑说给程夫人听时，程夫人告诉他只管用心求学，将养家的事交给她——“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她将家中所有不必要的服饰器玩卖掉，启动了一项经营事业，在纱縠行经营纺织业，程夫人经营有方，“不数年遂为富家”，苏洵没有了后顾之忧，得以专心学习，终成一代大家。成为富家，却让程夫人有了新的忧虑，她认为多财会让子孙骄纵，遂大力周济亲戚与同乡。

　　程夫人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修养，其墓志铭称“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她能够在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中，寻到适合教子的材料。苏轼兄弟幼时，程夫人常亲自教导他们读书，告诫他们读书不可像世俗一样，只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读书人而已，如此读书只是贪慕名利而不求实。她“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厉之”，是故当苏轼读到东汉义士范滂遭到迫害而与母亲泣别的一段时，问“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夫人以“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作答激励。

　　苏轼有几篇文字追忆母亲对自己的教诲，其中一篇说的是儿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程夫人告诫众人不得残害鸟雀。数年间这里成为了花与鸟的世界，尤为珍奇的是有着漂亮羽毛的桐花凤，它们竟不害怕人，别人都以为此事甚奇，但苏轼从中悟出了大道理：“人害甚于蛇鼠”，所以鸟儿不敢靠近，“苛政猛于虎”，故而会让百姓害怕，而要让百姓亲近，就须施仁义。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但所至皆有善政，乃是心中常怀仁义二字。

　　四重家训 成就状元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名句。苏轼逝世之后四百余年，成都新都的一位诗人将其化用在自己的词作《临江仙》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相较于这首词的流行程度，它的作者杨慎或许没有那么知名。杨慎是明代四川历史上唯一一位状元，正德六年（1511），24岁的杨慎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在此之前，杨慎的父亲杨廷和、祖父杨春、叔父杨廷仪先后考中进士，杨廷和官至内阁首辅；在此之后，杨慎的二弟杨惇、堂弟杨恂、儿子杨有仁在五年内陆续考中进士，杨慎家族创造了“一门七进士，科第甲全川”的美谈。

　　在杨慎家族中，流传着“四重家训”，由杨慎曾祖母、杨春母亲熊氏归纳，“四重家训”即“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教伦、家法重教育”，简洁明了，前两条说的是持家的物质方面，后两条说的是持家的文化方面。杨春等杨氏后人对此家训做了一些简要解释，“家礼重教伦”一条提及要遵循朱熹制定的家礼，“家法重教育”一条提及要学习五代窦燕山的教子法，窦燕山教子有方，五子俱登科。

　　不知杨春是否预料到，杨氏在一百年的时间中先后七人登第，他的孙子杨慎更是成为状元。杨慎由状元开始自己的仕途，起点之高，他人难望项背，而杨慎仕途之曲折，亦让他人唏嘘不已。因为卷入到“大礼议”事件中，杨慎两受廷杖，被贬充军云南，这一贬就是三十多年，直至他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死于昆明。

　　杨慎一生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云南度过的。恰如苏轼被贬海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彩云之南对于杨慎而言是另一个故乡，“远梦似曾经此地，游子恍疑归故乡”。他在云南进行了广泛的游历，与云南当地文士相互酬唱，留下了许多对云南山川风物的吟咏，留下了《云南山川志》《滇载记》等著作。杨慎滋润了云南文脉，至今在昆明等地还有纪念他的祠堂。

　　杨慎的故乡成都当然也没有忘记他，杨慎家族的祠堂还保留在新都，在以杨慎的号升庵命名的公园内，天府家风馆拔地而起，它将从古至今与四川有关人物的家风、家训、家教以灵活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观众，当我们赞叹四川人物之优秀时，莫忘前贤如何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莫忘前贤如何修身齐家、崇勤尚廉。